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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借贷案件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调研报告
发布时间:2015-06-25 12:03:01 浏览:24444

关于民间借贷案件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调研报告

叶志新  吴海红  雷震雲  陈惠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从诉讼案由的角度,民间借贷案件不包括公民与银行、信用社等传统金融机构之间的借贷)。作为一种操作快捷灵便、资源丰富的融资手段,民间借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公民对投资渠道多元化需求的增长,发挥了其及时、简便、灵活的优势,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动力。但是,民间借贷的随意性、风险性也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担保手续的不完备、对信用的过度依赖增加了债权人权利实现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也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往往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交集,形成多种法律关系交叉的局面。本文所要具体阐述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涉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便是前述的情形之一,如何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权与债权之间的冲突与博弈成为了本文所要试图表达的。

 


一、花园法庭民间借贷案件基本情况的概述

2012年,花园法庭受理审结案件共计528[1],其中民间借贷案件135件,占比25.57%:以判决方式结案86件(缺席审理的有10件),以其他方式结案49件;简易程序结案83件,普通程序结案52件。其中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案件[2]20件:以判决方式结案15件(缺席审理的有8件),以其他方式结案5件;简易程序结案10件,普通程序结案10件。2013年,花园法庭受理审结案件共计578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188件,占比32.53%:以判决方式结案91件(缺席审理的有64件),以其他方式结案97件;简易程序结案139件,小额诉讼程序[3]结案2件,普通程序结案47件。其中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案件42件:以判决方式结案34件(缺席审理的有14件),以其他方式结案8件;简易程序结案27件,普通程序结案15件。20141-5月,花园法庭受理审结案件共计143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46件,占比32.17%:以判决方式结案20件(缺席审理的有15件),以其他方式结案26件;简易程序结案39件,小额诉讼程序结案2件,普通程序结案5件。其中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案件6件:以判决方式结案3件(缺席审理的有1件),以其他方式结案3件;均以简易程序结案[4]。(见图一、图二、图三、图四、图五)


   

结合图表及课题组收集的其他相关数据来看,花园法庭近三年的民间借贷案件,尤其是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案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民间借贷案件总数在所有案件中的比重稳中有升。民间借贷案件占所有案件的比重从2012年度的25.57%升到了2013年度的32.53%,而2014年前五个月,仍然保持了32.17%的较高比例。

(二)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5]的案件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型案件,而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借贷案件的这一比例又高于一般民间借贷案件。以2012年度的数据为例,民间借贷案件中适用非普通程序案件与普通程序案件比例为1.61,其他案件的这一比例为6.71,而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借贷案件的这一比例则为11(见图表六)。这种差别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民间借贷案件中给被告方的副本材料比较难送达,部分批量案件的被告为同一人,欠债累累,往往选择逃到外地躲避债务;还有些案件的事实虽然较为清楚,但是被告确无偿还能力,此时当事人之间和解的难度较大,只能由法院作出判决。

   (三)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案件的比例,不仅远高于民间借贷以外的其他案件,而且高于一般借贷案件。以2012年度的数据为例,民间借贷案件中以判决方式结案案件与非判决方式结案案件的比例为1.761,其他案件的这一比例为0.731,而对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案件,这一比例更是高达31(见图表七)。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但较为普遍的是由于当事人对于法官可能作出的裁判有不同的期许,都不愿意放弃己方的利益,这其中就有一个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也就是下文中笔者所要阐述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夫或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举之债是认定为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如何把握?


  (四)相比于其他案件,民间借贷案件(尤其是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借贷案件)缺席审理的比例居于高位。2012年度的数据显示,缺席审理的案件所占比重在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借贷案件、一般民间借贷案件、其他案件中的比例分别为40%37%4%;而2013年度的这一比例分别为33%31.9%12.5%

二、困境及原因分析

(一)困境之现状

1、司法效率之困境。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曾经说过“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而对于民间借贷案件来说,审理期限相对于其他案件要高得多,办案周期由于公告程序的存在成为债权人主张并及时实现权益的“累赘”,效率这一在商事法律关系领域非常珍贵的价值似乎成为了“奢侈品”。严谨程序的遵循与司法效率的实现成为了鱼和熊掌,欲兼而有之却不可兼得。

2、实体正义之困境。法官不是万能的,或者说在严格遵循证据事实的要求下,有时候反而显得“无能”。在中国现代的法治环境下,法官对于证据事实,即所谓法律事实的极致推崇,使得法官在个案处理中显得过于机械,却又无可奈何。如何取得客观真实与法律事实的接近乃至统一,是法律人一直追求却无法逾越的鸿沟。民间借贷案件中,对“以现金交付”(包括借款本金的交付与借款归还的交付)这一事实的认定往往决定了对借贷事实存灭的认定,法官往往采取的是结合书证予以认定,如果有借条、收条等书证,加之当事人之陈述,则可作出推定,但若只有证人证言,或者书证存有瑕疵,即使法官内心再动摇,再怀疑,也只能驳回其主张。作为一项规则或者标准,法官这样的处理并无不妥,但是具体到个案,却显得过于呆板。

3、法律适用之困境。对于浙江的法官们来说,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举之债是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2009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初。

该意见第十九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援引表见代理规则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出借人,应对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根据指导意见的这项规定,只要属于“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就采用“认定个人债务为原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为例外”的标准,将例外情形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

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从上述规定可见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坚持的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则,认定个人债务为例外”的标准,将两种例外情形“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与“债权人明知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约定了财产各自所有”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夫妻一方。

从法律适用的位阶上来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效力高于省高院的指导意见,但是从广义的法律渊源角度来看,指导意见属于新的规定,特别的规定,而且对于浙江省的各级法院来说,实务中的操作性和针对性往往更强。这使法官陷于两难境地,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未废止,其效力上高于省高院的指导意见。判决结果的不同与判断标准的不一致也对司法公信力的树立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案件的实际审理中,花园法庭基本上适用了省高院意见第十九条的规定,遵循合同相对性的规则,将对借款产生于日常生活需要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

4、审执衔接之困境。在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案件执行过程中,即使审理阶段的法官所作出的裁判将债务认定为个人债务,只要债务人与其配偶的夫妻关系仍然存续,执行法官也可以以夫妻共同财产来完成债务人对个人债务的强制履行。执行权在客观上跨越了审判权,执行的对象超越了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执行难的问题,但是不符合审执统一的要求,不利于对执行权的规范与合理的约束。

(二)源因之追溯

前文所述的困境有些是民间借贷案件的共性,有些是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案件所特有的。追其源,溯其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法律规定对于送达的要求过于严格,导致法律文书的送达成为了影响案件效率的主要因素。现行法律规定公告送达的期限为公告之日起两个月,采用的方式多为在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上公开告知,辅之以在户籍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等告示栏中张贴公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信息、人口流动的加速,两个月的公告期限似乎已经过于冗长了;而公告手段的缺乏,导致公告的效果也不好,虽然公告送达只是一种推定送达,但是如果能采用一种增加被告知人获知信息概率的公告方式,不是更能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吗?而充分发挥当事人之间的诉辩恰恰正是民事诉讼实现其价值的方式。

2、实体正义困境的产生一方面是证据规则制度的设置使得法官在采纳并采信证据上并无多少裁量空间;另一方面“自由心证”一直未得到正式的确立,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非常低,社会诚信的缺失让法官也对证人丧失了信任。

3、法律适用的困境直接原因在于立法的不统一,根本原因在于利益之间的博弈与立法者对某一方利益的特殊保护。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就是夫妻一方利益与债权人利益之间的较量,立法者如果倾向于保护债权人利益,那么法律便会加重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如果倾向于保护夫妻一方的利益,那么法律便会加重债权人的举证责任。

4、审执衔接之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执行难”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夫妻之间隐匿、转移财产太过容易了。在传统观念看来,夫债妻偿,“夫妻本是同林鸟”,夫妻理应共同承担责任,不论这种责任在法律上是不是应当由双方共同承担。

三、对策与建议

To be or notto be,that is a question。”对于身处困境的法律人来说,选择改革创新还是固步自封,这也是一个问题。对于如何解决在审理借贷案件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这一难题,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之前,笔者希望能够提出一些想法,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 立法上的完善与重构

1、关于法律文书公告送达的立法,首先应当利用新媒体技术,比如电视、网络、电子邮件等,促进公告送达手段的多样化,提升公告送达的效果;其次灵活规定公告期限,而非一刀切地规定两个月的公告期限,对存在案件本身事实清楚、数额不大或者确定当事人活动范围等情况时,可以酌情减少公告的期限,减轻公告时间冗长所造成的当事人诉累。

2、对于民间借贷案件中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出台新的法律规定,作出针对性的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减轻规则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

3、对于执行阶段是否可以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为个人债务的情况下直接执行夫妻另一方的财产或者共同财产来偿还夫妻一方的债务,立法者应当出台相应规定并从法理上、逻辑上作出合法、合理、清晰的解释。

(二)司法中的自由裁量与“自由心证”

1、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就民间借贷纠纷而言,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具体到债权人要求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对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负债的还款责任时,债权人还应当对该笔负债系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举证,对债权人是否尽到了举证责任的判断标准应当为其所出具的证据是否足以使得法官相信该笔债务应当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

2、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的分配

当债权人对借贷事实和借贷合意完成了初步的证明责任,但无法证明债务人所负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之时,法官是否应当直接依据“证据不足”这一理由,驳回债权人对债务人配偶的权利主张?笔者认为,应当视个案具体情况而定,总体而言,应当根据不同的案情分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告知各方当事人举证不能的后果。若债权人除了完成对借贷事实和借贷合意的举证责任外,并无其他任何证据对欠款系夫妻共同债务这一事实予以证明时,法官可以直接作出裁判。但是,如果当事人提供了证据,而这些证据虽不能达到直接证实欠款系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明程度,但是足以让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笔者认为,法官应当妥善地分配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让借款人或者其配偶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证据,否则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构成合理怀疑的事实因素有很多,具体到民间借贷纠纷,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1、借款本金的交付:民间借贷纠纷中,虽无证据证明借款人所借款项确实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借据上也没有借款人配偶的签字,但是可以确定借款本金是由出借人交付给借款人配偶的;2、借据的书写:在借据上签字的虽然是借款人,但是借据内容的书写是借款人配偶完成的或者虽没有亲自书写借据,但是见证了借据的出具;3、借款的部分履行:借款人配偶虽然未参与借据的书写和本金的交付,但是已归还的借款本金或者已支付的利息部分或者全部由借款人配偶归还的;4、新类型的证据:确实有证据如短信、电子邮件、电话录音、视频资料等证明借款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借款人配偶对借款进行了追认、默认或者参与了前述第123项活动;5、其他足以让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材料或者案件事实。

(三)优秀法律文化的培育与诚信社会的构建

立法活动的指导需要通过司法活动展开,久而久之,会在法律人、普通民众之间产生一种法律文化[6],法律文化概念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优秀的法律文化氛围中,民众对法律高度信任,法律人对法律怀有崇高信仰。优秀法律文化的培培育离不开坚实的社会基础——民众对诚信的珍惜与追随,如果广大民众对法律都有神圣感和尊敬感,那么“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与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提升也就有了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

(四)调解制度的合理适用

 对于涉及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民间借贷案件,如果各方当事人愿意出庭诉辩的,应当积极发挥调解制度的功能。对客观事实的知悉程度,当事人远胜于法官。法官可以为当事人的和解提供平台,让当事人各抒己见,并在恰当的时机提出可行的方案,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当然,对调解制度的适用应当合理,如果确系调解不成的,法官仍然应当及时、自信地作出裁判。


[1]为了便于统计,本文所述的已审结案件皆为当年度所立案件,不包括上一年度的留存案件,并非实际结案数。

[2]本文仅以夫妻双方被债权人作为共同借款人主张权利的案件为研究对象,夫妻共同担保的或者夫妻一方为另一方担保的不在范围内。

[3] 2012年的民事案件尚无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故没有相关数据。

[4] 2014年的数据并非全年的数据,缺乏全面性,参考意义更多一些。

[5]民间借贷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多为公告案件,因案情本身复杂而转为普通程序的案件数量极少。

[6]该处仅指狭义上的法律文化,近似于法律意识,不包括法律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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