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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裁判者不再沉默——司法改革背景下强化判决书说理的实现路径
发布时间:2015-06-15 11:26:55 浏览:24213

  让裁判者不再沉默——司法改革背景下强化判决书说理的实现路径

作者:黄野松

论文提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判决书作为裁判文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成为裁判文书公开的核心。经实证分析可知,形式重于内容;结论替代推理;认证缺少说明;论证罔顾逻辑构成判决书说理的现状。遵从语境论的进路,从分析“有理说不出”困境的制度成因可知,长期被忽视的客观因素才是症结所在,具体表现为:庭审程序僵化决定说理难以灵活多样;司法公信羸弱决定心证难以全面公开;考量因素多远决定行文表述顾虑重重;理论实践脱节决定说理展开缺乏工具。基于此,应对策略就不能囿于提高法官素质、加强作风建设等主观办法,而应从客观方面找制度性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可称之为,宏观的制度保障建议和微观的实践路径探索。前者侧重论述司法公信建设、庭审程序改造、指导性案例和学理的引用规则的制定等,试图从宏观层面消弭判决书说理的阻碍因素,后者着力于微观层面探索建立具体的操作办法,对诸如判决书说理的思维、原则,判决书的体例和书写风格、方法等给出建议。最后就“审后答疑”这一判后说理制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提出质疑,申明“判决之后无解释”即判决结果所需的所有应当阐明的理据均应在判决书中予以充分说明的观点,并希望据此从根本上掘除流弊的土壤,为深入司法公开打开空间,为深化司法改革夯实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要求“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凸显全社会对法律文书尤其是判决书说理和司法公开的需求和关切。要回应这种需求和关切就须厘清说理与公开之间的关系,也即回答说理是如何有助于公开以及公开条件下应如何说理的问题。笔者认为,判决书说理和司法公开实则为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决定》似乎有通过增强文书说理的途径推动文书公开的效果之意,但实际操作中却更多体现为以判决书上网公开的方式倒逼裁判者增强说理。公开判决书是为了让正义以人们看的见的方式实现,但法治的内在要求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理念(如“无罪推定”)和规则(如“两造辩论主义”),法律的技术性话语(如表见代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认识上的阻隔,要让正义的实现被清楚的看见并非易事。那么,耗费人力物力公开的判决书如果因此导致民众无法获得顺畅的阅读体验,民众又如何会服判息诉?这样的公开会不会异化为笔误的集中展示,降低而非提高了司法公信?基于此,笔者认为判决书说理实际成为公开的一个重要向度,决定着公开的意义和功用。当然,司法公开不仅限于判决书公开,而应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透明工程建设”。庭审过程、审理进度、乃至审理思路都要涉及,笔者之所以视判决书说理为司法公开的抓手,盖因“它浓缩了诉讼程序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构成司法制度运作环境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因此成为窥探一国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窗口。”(7)是深化司法公开的最佳切入点。

在法学方法上,本文采苏力教授所倡语境论的进路,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1)侧重制度对行为的塑形作用而非一味责难人的主观态度。这也意味着本文将不会重弹提高法官素质、加强职业教育这一类绝对正确但实际很难解决问题的老调,而力求在认识抑制判决书说理的客观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对策时,不会囿于表象、失于片面。

一、实践样态:判决书说理的现状分析

(一)形式重于内容

判决书的固定样式有统一、规范之用,但如囿于形式,将鲜活的案件事实和法律论证困于僵硬的句式之中,生搬硬套,形同八股。比如“本院认为”部分千篇一律的以原、被告行为的法律定性为首句(原、被告的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构成XX法律关系);以行为有悖于法为次句(被告XX行为违反了约定或XX法律的规定);以责任承担为尾句(应依法承担XX责任)。共性压倒个性的论证导致裁判者专注的不是内容而是遵照格式填充,已具形式主义之弊。

(二)结论替代推理

如前所述,第一句就直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加论证,给人蛮横无理的印象。结论先于推理存在可说全无逻辑。一纸判决在手,不禁要问,为何原、被告之间构成这样一种法律关系?是凭借哪些证据作出这样判定的?为什么法律关系是此非彼?上述问题都需要严密的逻辑推导得出而非先验形成,如果看不到推理过程恐怕很难让当事方尤其是败诉方服膺。

(三)认证缺少说明

目前的判决书撰写中包含证据认定部分,但缺乏对证据证明力比较以及从证据到事实的推导过程的说明。举借贷案件为例,原告提供了借条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被告提供了证人证言证明该债务已经清偿。实践中常见情况是法官对借条和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不经比较说明,径直得出一方证据予以采用的结论。然后给出A证据证明了B事实,而对证明相反事实的证据C为何不足以推翻B事实不加说明。如此一来给当事方造成法官忽略己方证据,有意偏袒对方的错觉。

(四)论证罔顾逻辑

举国内新近的一个判决为例。世奢会(北京)国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名誉权纠纷一案【(2014)朝民初字第19175号】(8)法官在论及言论真实性时写到,庭审中原告证人王自强自称就是“张帆”的情况下,被告仍然拒绝直接作出回应和反驳,让本院实难采信相关爆料人员言论的真实性。法院没有对争议言论的真实性做核实,只是依据被告无法对原告证人的陈述直接作出回应和反驳就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认定,逻辑论证不周延。法院甚至对王自强的身份真实性都没有认定(判决书并没有认定王自强就是“张帆”,只表述其自称是“张帆”),一份自称是某某人而事实上无法确认的证人证言本身就值得怀疑,判决书对这样一个来源高度存疑的证言没有认定却得出“实难采信相关爆料人员言论的真实性”的认定,如此牵强论证才是实难让人信服。

二、掘根探源:“有理说不出”的制度成因

语境论“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9)这意味着在分析目前判决书说理中存在的问题时,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全因法官业务素质低或者主观态度不端正、工作作风懒散庸等“人本身的原因”——尽管这或多或少也是正确的,但简单粗暴的思维往往看到了表象,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更加本质的原因——应归咎于缺乏一种适合乃至鼓励法官努力撰写说理性强的判决书的制度环境,一种被称之为“制度的原因”。(10)

(一)庭审程序僵化决定说理难以灵活多样

现有庭审的事实审查部分与法律审查部分人为被分割开。举证质证、发问环节突出事实审查,辩论环节注重法律审查,但实际上诉讼中事实和法律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裂,需在事实与法律之间来回穿梭(拉伦茨语),但在僵化的庭审程序要求下,反映庭审过程的判决书自然也被人为要求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分开论述,严格按照先认定事实再适用法律的形式展开,导致在一些事实和法律交织缠绕的问题上难以做出灵活多样的说理。比如有的案件中涉及对证据关联性分析时必然涉及相关事实的认定,而某些事实实际是定案的关键,在分析该证据时囿于对应庭审过程而不能进行详尽的事实推理及法律观点阐明,会大大削弱说理的力度。将事实和法律分开论述的方法也不符合一般人思维逻辑,不利于受众理解。

(二)司法公信羸弱决定心证难以全面公开

客观事实无法还原,用证据建构的法律事实或多或少会偏离真相,举证责任分配实则是弥补上述不足的技术性安排。在事实无法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客观事实不可能全面还原),需要根据优势证据,凭法官个人的经验来得出结论,这种看似完全合理的逻辑或许在法学界能够获得较高认可,但就普通民众而言却很可能被视为是全然不可接受的强盗逻辑。一线办案人员较常面对的质问是“你情况都不全部知道就敢乱判?”所以,如果没有强大的司法公信支撑,那些通过经验和推理得出的盖然性事实很可能会因为偏离真相而激发民众不满,此时全面公开心证无疑是冒险的。11于是在很多情况下,法官并非不能而是不敢公开心证,而换之以模糊、空泛、甚至有点不着边际但却绝不会出错的套话来推搪。在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说理不充分两者之间做取舍,大部分法官会理性的选择“不说”。有时这种“不说”甚至会上升为一种“大局意识”,所以,为“大局”顾,也不得不将原本该说的咽回去了。

(三)结果导向异化决定过程论证动力不足

结果导向本身并非当然错误。人的认识本来就存在结果回推的方式,笔者所说的是异化的结果导向指的是那种受制法律外因素得出结果的导向。该种思维根据法律外的因素先行得出需要哪一种结论,然后不顾案件事实和法律,甚至要求法官竭尽所能对事实进行“再认定”,对法条进行“再理解”,以达到迎合既定结论的目的,极大的削弱了法官独立思考、独立论证的动力。其结果是固化了一种观念:既然结果已定(尤其是定的依据是非法律的考量),还说什么理呢?如此一来,对于裁判可接受性至关重要的推导过程严重缩水,干巴巴的结论突兀的横贯在当事人面前时,司法不公的认识油然而生。

(四)考量因素多元决定行文表述顾虑重重

现行司法理念要求既要遵从法律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价值上既要保证个案的公正,也要评估判决的社会导向作用。考量因素日趋多元使得行文表述顾虑重重,生怕言多有失,很大程度加剧了判决书单一程式化倾向,有时候顾此失彼以至于该说的不敢说。最高法院胡云腾法官撰写的《论裁判文书说理》一文中列举了某法院判决避重就轻,有意回避矛盾导致矛盾加剧的真实案例,值得反思。(11)此外,就法官对法律解读而言也受到限制,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这意味着法官在说理时有口难开。

(五)理论实践脱节决定说理展开缺乏工具

首先,法条规定的证据“三性”实际是结论而非过程,实践中对证据“三性”进行的分析只能说是叙述结论,谈不上说理。法学理论中如既判力、诉讼标的、反射效等概念,要么法条全无规定(既判力、反射效);要么学理存有争论,法条态度不明(如诉讼标的)。立法和学理严重脱离实践,叫裁判者如何适用?其次,学理和判例能否作为说理工具引入判决书;如果可以,应以什么方式引入;与我国成文法的传统如何协调等等均不无疑问。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一个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熨平。”(12)而今的裁判者面对触目可及的皱折,却苦于手无熨斗,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三、应对策略:判决书说理的宏观制度保障与微观实践路径

(一)宏观层面

 1.夯实公信基础,助推心证公开

心证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一个部分,又与司法公信互相支持。应以判决书上网为突破口,推动庭审过程、审理进度、乃至审理思路等逐步公开,以“透明工程建设”为契机提升司法公信。上述操作是一个螺旋向上的过程,宜先后交替进行,互相推进。具体而言可借鉴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法院的先进经验,在以下几方面逐步推进:(1)审判流程高度透明。推行公众自由旁听,对旁听人员的限制逐步减少,原则上取消对旁听人员身份证件的检查,只在特殊情形下要求出示。(2)判决书全面上网公开。目前各地判决书上网的要求不一,已上网的文书格式也不统一,不便于民众查阅。另需加快网络平台建设,改善检索不便的现状。(3)加强数字法庭建设。在同步录音录像基础上,探索远程视频开庭、电子档案查询、电子送达、电子笔录等新技术的应用。(4)优化升级便民服务。在原有的导诉台、诉讼流程表上的基础上,提供诸如诉状、答辩状、立案调查令函、调取证据申请书之类的常见文书下载。

2.改造庭审程序,增加证明比较环节

诉状陈述和答辩环节不变。质证仅针对证据三性发表意见,解决证据资格问题,不涉及证据的证明力。(13)质证后加一个证明环节,着重比较双方所举待证事实有冲突的证据的证明力,法官判断哪一方的证据证明力较强,进而完成证据到事实的认定。证明环节必定涉及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辩论,事实确认之后再进行法律问题的辩论,最后总结陈述。以上改造最大特点是增加证据证明力大小的比较,法官在面对待证相反事实的证据必须做出证明力的比较,这个过程就是详细说理的空间。

3.明确指导性案例和学理的引用规则

我国成文法传统虽不承认判例和学理的法源地位,但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裁判机关却有义务对案例和学理的作用予以阐明。应明确在哪些情况下指导性案例可以在判决书中援引。具体操作中,可考虑在引用法律条文尚不足以说清理据的情况下允许引用另案的判决书。这些被引用的判决书应当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并对哪些部分可供援引作为明确规定(一般认为证据采纳、法律适用部分可为援引)。对于学理,不必对援引范围做要求,只需明确法律条文不及之处均有学理适用之空间。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的“法律—习惯—法理”(14)的三级递进式适用层次值得借鉴。

4.建立判决书言论免责制度

参照人大代表言论免责制度构建法官判决书言论免责制度,以制度的方式保证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敢于说理。具体而言,对关涉裁判所必须的表述,在合法范围内提供免责保护,要做到即便是裁判的依据和论理都是错误的,只要是就事论事的言说,都应当免责。对笔误尽可能宽容,鼓励法官对当事方过错,说清说足,发挥司法裁判应有的吸收不满情绪的作用。

(二)微观层面

 1.思维:摈弃异化结果导向,回归传统司法认识

结果导向一度被认为是错案发生的诱因,其实人的认识过程并非线性,必要的跳跃性思维有助于思考的展开,法律逻辑中的假设和回溯的方法大有益处。由此可知,传统司法认识并不排斥结果导向思维,只是在结果形成过程中需要排除法律外因素不当干扰和不利影响,也即需要摒弃的是异化的结果导向。这就要求我们在导出结果后小心求证,尤其注重回溯过程中的证据采集,做到主观认识的形成必有客观证据为依据,做到思维的正向推导和逆向回推都能够圆满。

2.原则:心证公开

说理应该做到心证公开。与裁判结果直接相关的全部内心确信及其形成过程都应当在判决书上予以阐释。笔者认为,需要运用心证的地方主要有二,一是缺乏足够的客观证据得出的结论。二是运用推理、日常生活常识得出的结论。理论上证据不足的情况应以分配举证责任应对之,但司法实务中法官并不情愿凭举证责任断案,在有一定客观证据的基础上,辅之以心证如果能够形成内心确信的话,往往便可以下判,此时心证实际成为“主观证据”,在定案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不将之全面公开就不足以说清判决理由。具体而言心证公开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证据的采纳与否需要公开;二是证据和事实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心证需要公开;三是事实和法律的推理过程需要公开;四是主观认识的形成过程需要公开。五是当事人认为证据已充分或者法律适用正确而法官持有相反观点时,应公开告知证据不充分以及法律适用不正确的结论,以便当事人补强证据或陈述不同见解。(15)心证公开的例外情况主要是对于一些法定情形(如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需要依法封存)、特殊情况(如民事案件中涉及当事方隐私的身份、行为、关系以及商业秘密等),可以在判决书中隐匿。

3.体例:对判决书体例改造的尝试

1)裁判者署名

目前非独任审理的判决书署名都不能直接看出审理者是谁,通过审委会的案件甚至定案者与署名者不一致。从激励机制上说,很难想象会有人在一篇自己不署名的文书说理上费尽心思。所以合议庭审理的案件的判决书需要标明案件承办人,审委会审理的案件的判决书需要列出审委会成员,“在这种制度下,引证某个判决,就会引证该判决之作者,这使得法官有动力来着力撰写出色的司法判决书。”(16)

2)附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

现行的判决书中有罗列引证的法律条文,但并不附于条文,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XXXX款的表述给受众阅读造成一定障碍,尤其是有些法律法规历经修改,条款有所变化。非专业的民众拿到判决书后如果翻阅法律法规时因条款修改而发现有出入甚至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附裁判依据的条文既不会增加裁判者的工作负担,亦有益于裁判的可接受性。

3)有选择的撰写法官后语

法官后语旨在“激活长久以来严肃之法律理性,体现判决之道德关怀”(17)这种说理方式多用于青年少年犯罪、家庭伦理、邻里关系纠纷案件中,有时动之以情的说教能取得比绳之以法的惩罚更好的效果。是否以及怎样适用需要法官斟酌,原则上只作为判决书正文说理的辅助。

4)裁判异议渐进式公开

裁判异议“指由任何一位法官或几位法官发表的对多数人的判决整体或部分不同意见的意见。如果与多数成员相一致但法律理由不同,不是异议。”(18)裁判异议目前只出现在合议庭笔录或者审理报告中,并不见于判决书中。这种隐匿实际削弱了法律权威。有学者评价的一针见血“依靠用同一种声音说话的方式增加案件的服判率或执行率,只不过是维护司法权威的愚民之计。”(19)当然,异议公开的确会一定程度加剧法官面临的压力,如果不排除这种压力,异议制度很可能会因为法官纷纷“失语”而形同具文,所以具体实施中可以渐进推行,从公开异议但不公开异议人的方式逐步过渡到全部公开。

4.写法:两个案例看细节描述和修辞用典的方法和技巧

目前判决书的写作风格是“骨感型”,带有公文倾向。在几乎所有的判决书中都采用同一写法多少让会人产生审美疲劳,尤其是对一些涉及情感表达或抵触情绪强烈的案件中,命令、宣告的行文方式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不容易受众群体接受。描述粗鄙导致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缺少修辞、用典的也弱化了言说的效果。以两份判词为例说明细节描述和修辞用典对说理的重要作用。

1)从“彭宇案”看细节描述对事实认定的功用

“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为被撞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时间在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彭宇”案在判决时没有视频材料,在是否碰撞问题的判定上没有客观证据,只能凭日常生活常识判断。法官从对外力来源、人员辨认、环境状况的分析出发,结合自认对相撞的可能性进行了推理,得出结论时做“相撞可能性较大”的盖然性表述,再根据优势证据规则作出了判决。说理上,判决运用生活经验,着重细微处描述,论证上不避让细节的方法,可堪借鉴。判决结果事后虽引争议,但从新近披露的情况看,相撞这一事实认定与客观事实一致,(20)这也验证了细节描述法对事实认定的重要作用。

2)从“虐猫案”看修辞用典对法律论证的功用

“生命无价,众生平等。“人”与人类以外之“动物”俱为宇宙之一环……动物基于生存之需要,固有时不得不以杀戮为手段,而形成弱肉强食之社会,然此种适者生存之丛林法则,始终亦只以杀戮为求生之手段,而非以杀戮为最终目的……本案被告为高级知识分子,却全无“慈悲”之心、“怜悯”之念……充分表现出人性中最黑暗与堕落不堪之一面,且于事件经揭发后,仍不知梭悔,甚至全无检讨或认错、改过之意,堪称既无是非之辨,悲悯之心,亦无改过之念,更无谦卑自省之态度,实有处罚之必要。”【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98年度易字第2872号】

法官在论证中诉诸人性、良知、善恶、道德伦理,甚至分析了为求生而不得已进行之杀戮与本案中被告人为杀戮而杀戮的区别,详加论证了虐杀动物在道德、法律上的不当。对被告人的主观恶意不回避,直斥其饰词狡赖,全无梭悔之意,进而得出实有处罚之必要,且不宜适用缓刑,亦不宜宣告易科罚金之刑的结论,以起惩凶恶、儆刁顽之效。(21)在论及论罪与刑科时旁征博引,说理时修辞、用典精妙绝伦,不仅谓法学价值不凡,也不失为一篇秀色可餐的美文。

四、结语:兼谈对“审后答疑”的一点看法

“审后答疑”制度创设初衷旨在通过解释裁判理据来安抚败诉方情绪,很多法院将之作为先进举措推广,并笃信有助于解决诉访难题,但实践中没有可靠数据证明有此功效。我国社会价值日趋多元,诉求多种多样,其中固然不少是正当的,也不可否认的充斥着部分无妄的念想,杂糅着对事实的曲解、对法律的误读,对不切实际利益的追逐。因此法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的诉求都进行回应,只能依托现有资源(也即语境论中所谓社会物质制约条件)对最迫切需要处理的纠纷投入精力,这决定了目前法院没有足够的资源在审后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答疑。就功用而言,如果历经整个庭审过程并撰写了判决书尚且不够,那么指望非正式的答疑来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宁人怀疑。再微观一点说,法官究竟答什么疑?如果判决书已将能说的都说了(不能在判决书中说的内容自然也不可能在答疑时说),那么答疑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有人称开庭时法官审当事人,答疑时当事人“审”法官,殊非戏言。

西方法谚有云:“判决之外无解释”。意思是在裁判文书之外不解释案件,(22)以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判决之外无解释的另一层语义是,判决结果所需的所有应当阐明之理据均应在判决书中予以充分说明。“审后答疑”之类的措施都可理解为弥补判决书说理不足而生的权宜之计,种种弊病也都发端于制度设计之初的先天不足,解决之道依旧是强化判决书说理,从根本上掘除流弊产生的土壤,进而为深入司法公开打开空间,为深化司法改革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莲都法院)


(7) 傅郁林:《民事裁判文书的功能与风格》,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123页。

(1) 苏力:《语境论》,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8) 事情缘起于《南方周末》刊登文章中称世奢会存在造虚嫌疑,后世奢会提起名誉权纠纷。案件的一个争议是,化名“张帆”的爆料人的言论真实性问题。世奢会方证人王自强出庭称其就是“张帆”,并声称有人(暗指《南方周末》)授意其作出不利于世奢会的虚假陈述。

(9)  同2

(10)原因可能还有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美国90%的刑事案件可以通过辩诉交易结案,需要写判决书的案件非常少,这也决定了美国法官更有认真说理的条件。甚至两大法系的司法传统差异以及不同国家的同质化程度差异均可以成为时常忽视却实实在在的理由。详情参阅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1我国法律甚至未承认自由心证,自由心证在实践中依然处于“可以用,不敢言”的状态。

(11) 胡云腾:《论裁判文书说理》,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3期。

(12)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6页。

(13) “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只是证据资格的要求,不涉及证明力。实务中存在错误观点认为证明力低就等于无关联性。举例反驳,张三父亲证言证明张三没有借李四的钱,李四举张三出具的借条为反证。张三父亲的证言直接指向否定借款事实,不能说没有关联,但很显然与当事人有直接亲属关系的人证的证明力远低于书证,即张三父亲的证言并非没有关联性,而是证明力不够。所以该证言符合证据三性,应予采用,但因证明力不够,其所待证的事实不予采信。

(14) 台湾地区“民法”第一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

(15) 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司徒加特审理方式”对此贯彻的尤为彻底。该方式允许在听取陈述和答辩后和证据调查程序初步结束后召开中期会议。第一次中期会议对合议庭的阶段性认识予以阐明,督促当事人和解甚至建议当事人撤诉或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第二次中期会议会公开初步的、建议性裁判结果并说明作出该裁判的每个细节理由。在很多案件中这个裁判结果往往能够成为后来最终裁判结果的草稿。See MauroCappelletti and John , Weisner , Access to Justice , Dett. A. GiuffreEditore-milan , 1979, pp.453-460.

(16) 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9页。苏力教授侧重论证了署名作为判决书说理的激励功用。笔者认为,作为一份凝结了亲历者智慧和汗水的判决,署名甚至都可以作为一项权利来认识,从而具备彰显某种意义上“知识产权”价值的意味。

(17) 沈先志:《裁判文书制作》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18)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19) 王启庭:《判决不同意见的法律价值与制度建构》,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页。

(20) 2012年1月在《瞭望新闻周刊》的文章中,彭宇表示在2006年11月发生的意外中,徐寿兰确实与其发生了碰撞。

(21) 以上有关虐猫案的详情请参阅梁治平:《两则虐猫案判决》,载《法律背后的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197-200页。

(22) 我国香港地区的法官在法律文书以外所作的任何解释与说明,都被认为是在正式文本以外法官的个人倾向和偏好,有违司法的中立、公正和无偏私,并会因此而受到法官委员会的调查。参见蒋惠岭、龙飞:《香港澳门的司法公开制度与启示》,载《法律适用》2013年第4期,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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