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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分析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4-03-03 16:33:55 浏览:27581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分析与思考

刑庭


年份

案件总 数

附带民事案件数

结案方式

调撤率

判决率

涉案人 数

缓刑人 数

未成年 人

调撤

判决

2008

474

101

52

49

51.5%

48.5%

131

65

7

2009

443

69

44

25

63.8%

36.2%

92

36

7

2010

413

60

25

35

41.7%

58.3%

90

31

11

2011

468

107

84

23

78.5%

21.5%

158

84

43

2012

618

100

76

24

76%

24%

125

61

11

合计

2416

437

281

156

64.3%

35.7%

587

277

79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审理和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一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能够更全面地查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悔罪表现及人身危险性等情况,及时弥补被害人遭受的损失,有利于正确处理刑事案件,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把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合并进行,在避免讼累、节约诉讼资源的同时也能够避免刑事和民事问题分别处理可能出现的对同一案件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的问题,维护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然而,由于我国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够完善等原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判实务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为了提高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判水平,我院特通过调研及时总结经验和改进不足,对近5年来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进行调查分析,调查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分析目前审判的方式方法,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供上级部门及相关立法部门参考。

一、2008年至2012年我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分析。

从数据统计分析,我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1、我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比例较高,涉案人数较多。大部分符合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都会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解决,因为附带民事诉讼能够使被害人较好地得到赔偿,而且附带民事诉讼不需要缴纳诉讼费。

2、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案由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几种类型。

3、我院较重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调解结案率较高。调解结案能够缓和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做到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4、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较高。我院依法将被告人(或被告人亲属)已经全部履行赔偿义务且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对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较好、人身危险性较小的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5、有一些被告人为未成年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其法定代理人作为附带民事被告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有很大影响,其赔偿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案件能否调解结案。(详见表一、图表)

表一

图表

二、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由于案件类型不同,具体情况各异,以及相关法律规范不够完善等原因,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的问题和难点。经过向相关审判人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分类概况为以下问题及难点。

(一)赔偿范围、计算标准方面的问题

1、精神损害赔偿、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是否应该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12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310日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依据上述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过程中,不应支持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122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分别在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其计算方法。根据该《解释》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已经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性质了,而是残疾者家庭和死者家庭整体减少的家庭收入。同时,根据该《解释》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200451日后新受理的案件就不再适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不支持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法律依据已经被废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相关规定作出正确的判决,以依法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综上,目前在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对当事人提起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其不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不予支持。对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我院目前的做法是予以支持。总体看来,我国法律在这一方面的规定较为混乱,使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较难把握。

2、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分使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差距较大,而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以什么标准来区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目前一些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就该问题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但相关指导意见的内容并不具体全面,在审判实践中仍然难以操作。

根据上述两个法条的规定,笔者的理解是应当以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来区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第5条规定:“公民的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公民由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后至迁入另一地之前,无经常居住地的,仍以其原户籍所在地为住所。”因此,如果被害人能够举证证明其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就可以适用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

各地方高院的意见一般认为农村居民适用城镇居民标准应满足诉前居住在城镇、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条件,但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如何举证证明以及举证到什么程度才能按城镇标准认定,且各地方高院的指导意见是否可以作为判决的依据仍值得商榷。

(二)关于反诉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能否向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反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自诉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反诉适用自诉的规定。”按照上述规定,自诉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当然也可以适用反诉的规定。但对公诉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能否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反诉,《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在审判实践中,会出现公诉案件的被告人也是案件被害人的情况。如故意伤害案中双方均受伤,均遭受了一定的物质损失。这种情况在聚众斗殴案中也比较常见。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公诉案件的被告人是否可以对附带民事原告人提起反诉的做法不一。

笔者认为,在公诉案件中,人民法院不宜受理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提起的反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诉,会产生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的审判任务重、审理期限短等问题。

    (三)调解方面的问题及难点

1、调解有违无罪推定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宣告判决前,不能认定其有罪。在刑事案件宣判之前进行调解,实际上是在推定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进行的调解。因此,调解只能在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2、被告人赔偿情况与量刑时酌情从轻处罚之间的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这一法条的规定过于笼统,未能将该问题规范化。由于案件的具体情况、被告人的赔偿程度等各不相同,酌情从轻处罚的幅度较难把握,法官只能依靠自由裁量权裁判,因此,由于法官的知识结构、理论水平不同,同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3、对于全部履行赔偿义务的被告人适用非监禁刑有以钱买刑之嫌。在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对全部赔偿被害人损失且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被告人,一般都会宣告非监禁刑。因此,在调解时,很多被告人及其亲属便以适用非监禁刑作为赔偿的条件,这样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案件的调解。根据一些案件具体的犯罪情节、性质等情况,即使被告人全额赔偿了被害人也难以对其适用缓刑,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赔偿态度一般都是消极不愿赔偿的,这就导致被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弥补,从而造成相关的社会问题如被害人上访、缠诉等。

4、部分案子调解难以实现。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保证刑事案件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都较为注重民事部分的调解。然而,刑事案件情况的复杂多样给附带民事调解带来很多困难。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难以调解的原因有:未成年人作为被告人的案件,其法定代理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不重视,不愿意赔偿被害人。有的被告人是外来人员,在衢州打工,对其履行赔偿义务的能力难以查明,且一般赔偿能力较小,难以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有的案件如交通肇事案,被害人损失较大,被告人难以一次性赔偿。有的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积怨较深,被害人不愿意接受被告人的赔偿,要求法院一定要判处被告人实刑。有的被害人在民事赔偿方面要求过高,且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及证据能够支持其诉讼请求。根据法律规定,对于不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大多难以执行,可能会造成被害人上访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

三、 加强和改进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解决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从调研情况可以看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亟需完善。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容易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新刑诉法的出台虽然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实体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仍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立法机关应当尽快修改、完善法律,对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更加明确、统一的标准,维护司法统一和法律权威。

(二)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促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结案。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调停人或其他组织使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沟通、共同协商,双方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从轻、减轻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法》分别在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百七十八条、第二百七十九条对刑事和解作了规定。法院在主持附带民事双方当事人调解时,可以先引导双方自行协商,就民事赔偿、损失弥补、刑事责任等方面充分发表意见,缓和双方对立的情绪,最大程度化解双方的矛盾,使双方自愿达成相应的刑事和解协议。这样不仅提高诉讼效率,使被告人充分反思自己的行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从内心真诚悔过,也使被害人心甘情愿谅解被告人的行为,预防了其他社会问题的产生。

    (三)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针对被害人长期无法得到赔偿的案件,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避免被害人上访、缠诉,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尤为重要。生命、健康遭受极大损害的被害人,在法院穷尽执行手段仍不能从罪犯处得到赔偿,且没有社会保险或社会捐助等其他补偿来源的,国家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予以补偿。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可以包括罚金、被没收的财产、被依法追缴的赃款和非法所得、社会捐助、监狱等劳改部门的部分利润、法院部分诉讼费收入、国家财政拨款等,由国家委托专门机构对该项基金进行管理。

    (四)针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难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1、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审前社会调查的作用。

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调查被告人的家庭情况、一贯的表现、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等情况,为调解做好准备工作。对于本地的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缓刑的,在开庭之前向相关司法机关发送委托调查函,对相关的调查评估意见可以在量刑时予以参考。

2、注重调解方法。

在调解时间方面,在释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有关双方当事人权益的法律规定之后,对双方没有争议的案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在庭前召集双方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异议的案件,可以在开庭审理法庭辩论结束后征求双方意见,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

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对于诉讼请求数额相对较小的,调解时一般应要求在刑事案件宣判前一次性支付完毕。对于诉讼请求数额较大、被告人不能一次性赔偿的,可以分期支付。为确保调解的实效,对于分期支付的可以由担保人进行担保或者设立附加的惩罚性条款。

重视相关人员的作用。吸收经验丰富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丰富的人民陪审员更加容易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由他们来解释法理、情理更容易让当事人接受。善于发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作用。律师与法官的角色不同,他们一般都是由当事人付费聘请的,与法官相比较,他更容易取得己方当事人的信任。不懂法律的当事人一般都会接受其聘请的律师的意见。因此由律师来做其当事人的工作会比较容易。多年的经验表明,律师对一些案件的顺利调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律师的作用不可忽视。

适当运用相似案例。同类案件的判决或调解结果对相类似案件的处理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当双方当事人基本协商一致又对判决结果还有顾虑的时候,可以根据各方的顾虑,有针对性地运用相似案件使双方消除顾虑进而达成协议。

    3、释明调解与刑事和解的区别,促成当事人自行和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被告人,应当更加注重双方的和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据此,相对于调解来说,刑事和解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法律依据更为明确。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及人民法院应当向被告人释明调解与刑事和解的区别,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自行和解。

4、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法院相互协调、合作,促成调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在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中,公安机关及检察机关在其各自的阶段应当重视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或者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应该将有关调解及刑事和解的法律规定告知于当事人。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的案件,向当事人阐明和解的法律后果,积极促成当事人和解,减轻法院审理阶段的负担。对于当事人不能达成和解或者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调解不成的,应当将有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事项告知当事人。如检察院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告知被害人如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可以在该阶段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时一并移交法院。这样法院可以在送达刑事起诉状副本时一并送达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节约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期限,提高了诉讼效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有明显的提高,更加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通过调研,总结经验,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化解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对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

  

课题组成员:于桂华、陈仁根、柴淑霞、汪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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